周其仁为民守土的文士dd-【新闻】

周其仁：为民“守土”的文士

靠政治运动“化”出来的产权，本身难以制度化。运动“化”出来的产权，无论叫私有还是叫公有，身家性命永远维系于运动

认识贯中很多年了。他是这样朋友：意见不同，可以相争，不伤感情，还增加友谊。中国人讲交情，是在交往中建立的友情。与贯中之交，来来回回差不多都是看法、判断、意见的辨析。不同而和，也算难能可贵。这位素有交情的老友现有新作问世，嘱在下为序，让我觉得高兴又荣幸。

印象最深的是1988年。我当时在杜老麾下的发展研究所工作，贯中则是名满天下的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，回国为论文收集资料。约到一起见面，他问及农村遇到的新问题，我介绍说包产到户被接受，但长期不变还遭遇挑战，主要是各农家的人口劳力有变化，承包的土地要不要作相应的调整？贯中的反应很尖锐——除非土地私有化，否则这类麻烦将层出不穷。

我摇头。原因不是自己当时在所谓体制内工作，受政治拘束。杜老那个地方，关门讨论问题百无禁忌，什么观点也可以冒，从不打棍子、不抓辫子、不戴帽子。我摇头是以为私有化喊来痛快，真要实行却难以走通。可是要怎样才能明白地说清楚自己的理由，面对逻辑简明、咄咄逼人的贯中，我不免一时语塞。

那时正参与贵州湄潭土地改革试验区的调查研究，不时要去当地出差。想到可能是一个机会，就邀贯中同行。路上时间长，可以讨论得充分一些。到了现场，对土地私有化究竟何难之有，也许更容易看明白。贯中欣然接受，于是就有了那年夏天的湄潭“三人行”——除了贯中和我，同行还有我们所的年青人刘守英。

记得从贵阳到湄潭，坐的是省农工部提供的一辆北京吉普。那时我学开车上瘾，总有办法哄司机把方向盘交给我。可怜贯中这么一位留洋博士，坐到一个二把刀开的车上，提心吊胆颠簸十来个小时——那吉普车的前灯不亮，入夜后靠跟在路上其他车辆之后借光前行，一旦跟丢，要在黑漆漆的路上等下一辆——途经乌江在江边小饭铺喝鱼汤，又把我们辣得满头大汗、满脸通红，连话都说不出来。不过贯中真是好样的，不论被折磨得多难受，不同意的观点，他还是不同意！

途中有一句没一句的讨论，让我们了解彼此看法的同与不同。“若土地清清楚楚属于农民，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财产权利，那么土地利用会有什么特点，人们的行为会遵循何种逻辑，对经济绩效又有什么影响”？对这组问题，凡贯中看到的，我也看得到；他同意的，我也同意。

有所不同的，在于怎样才能满足那个前提条件。我的保留态度，在于难找一个起点。当时8亿农民，20来亿亩耕地，平分一下就土地私有化了？怎么处理各个农家人口的未来变化？张三去年生的娃现在分得了土地，李四家明年生的娃、王五家后年生的娃，还能不能分得土地？倘若能，到哪里分谁的去？

至于回到20世纪50年代“土改”后的产权格局，更缺乏现实性。那次“土改”倒是一场私有化，即从土地多少不均的私有制，“化”成按人口平均地权的农民私有制。问题是真要搞“土地回老家”，那自“土改”之后新增出来的几亿农村人口通通无地，行得通吗？

这还引出一层思考。20世纪50年代“土改”不是已经化成了农民的土地私有制了吗？为什么今天又有“土地私有化”问题？答案是，当年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后来又被“化”掉了——集体化、公社化消灭了“土改”给予农民的私有地权。这样看，靠政治运动“化”出来的产权，本身难以制度化。运动“化”出来的产权，无论叫私有还是叫公有，身家性命永远维系于运动。我的观点，产权制度之有效性是第一位的。包括以改革“打造”出来的产权，怕也禁不起折腾，长久不了也稳定不了，没法在实际的经济社会中扎根。

是年8月，我们在湄潭调查后到遵义参加杜老亲自主持的研讨会，大家在会上当然还是各说各的，但我和贯中毕竟认真打量过彼此。我要感谢贯中的倾听、辩驳和“挑刺”，逼自己梳理土地产权渐进改革之道。几年后，我在UCLA读书，写下对国家与土地产权关系的认知。那是后话，但认识上却起自与贯中、守英的湄潭之行。

贯中那里，20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产权必须清晰的主张。特别是我国工业化、城镇化加速之后，他的论述转向土地制度对人口劳力转移的影响。他的新论点，即允许农民拥有退出权（文章收入本书），拜读之后觉得有道理。几亿农民进城务工经商，事实上已经退出农村、也不再从事务农，他们原本拥有的农地承包权、宅基地使用权以及农宅所有权，可以、也应该在法律规范下自由流转，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，这对农业的规模化经营，对农民工融入城市，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借此强调一下，农民享有的退出权，并不意味一律退出。退出权是选择权，增加的是农民根据各自情况做选择的自由。这是经由界定权利来驱动发展，与命令、运动、强制驱动的“大跃进”，有本质上的不同。

还有一项发现和贡献，我以为很值得一提。那是在《城乡中国（上）》里记载过的，这里照录以飨读者：

人们发现，近年我国“土地城市化”的速度，远远超过了“人口城市化”的增长速度。以我阅读所知，最早指出这一重要特色的，是现在美国三一学院教经济的文贯中教授。贯中兄复旦毕业，在中国社科院工作过，很早出洋留学，也是芝加哥大学鼎鼎大名的盖尔·约翰逊教授的学生。老朋友了，1988年我们一起到湄潭调查土地问题，才一转眼，二十多年就过去了。

那是2009年7月，我们研究成都经验的小组在朗润园研讨，文贯中教授是应邀嘉宾之一。会后不久，他发来一篇文章的草稿，对会上争议的题材作了处理。记得他的主要论点，是当下我们的城市化出现了某种偏差，最关键的论据，就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扩张速度，居然比人口城市化还要快！那时贯中正研究上海的城市化历史，直言以占地为先的浦东模式，有偏离正道之虑。他本人高举老上海即浦西之经验——地方小小的，人口密密的，到处散发浓浓的城市生活的味道。不论同意与否，‘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’的说法自此流行。这里为贯中打个广告，说不准确的地方，请贯中和读者纠正。

自已从小生活在浦西，不乏理解上引论点的经验基础。不过从拜读贯中文章的第一刹那，我的想法就跑到了另一个方向：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，岂不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下降？如是，那还有什么城市化，不如叫‘反城市化’算了（引自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89页）。

对“反常现象”的敏感，常常是科学探索的起点。毕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自然之物，究竟什么力量和作用机理，才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出现这么一个“土地城镇化领先”的局面，要回答的问题就多了。相信读者与我一样，可以从本书作者坚持十数年的思考、研究和阐述中，得到思想的启迪。

周其仁

2014年3月于北大朗润园

《吾民无地》是文贯中教授30年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，对中国当下土地、户籍、经济、社会等层面的现象与问题做了鞭辟入里地剖析。2013年8月，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拟定改革议程，作为中国“三农”问题专家，文贯中对城镇化、土地改革、户籍改革等的建议和思路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。其部分思路与之后出台的，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“三农”问题的部分方案一致。本书的出版还得到茅于轼（微博）、周其仁、张维迎、陈志武（微博）、许成钢、田国强等经济学家的鼎力推荐。以下为图书正文部分第一章，以飨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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